农历新年伊始，芯片巨头英特尔宣布，将在12—15个月内关闭其在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工厂，将其与位于西南重镇四川成都的工厂进行整合。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英特尔调整产能以调适低迷的市场需求，砍去重复实属理性之举。当然，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出成都30—50%，也使上海在英特尔的调整中出局。

英特尔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趁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主动调整其在中国的产业链。有失必有得。换一个角度看，跨国公司在中国对设计、制造、物流、营销、零售、研发等重新布局，对中国的二线省市不啻是好消息。

确实，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拥有幅员辽阔的二线省市，除了成本低之外，这些省市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人力资源和技术设施方面不见得比沿海城市有多大差别。

比如，从地理位置看，山东靠近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龙头之一的长江三角洲，而河北则靠近中国新的增长极京津地区。安徽合肥的著名学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人才培训中心之一。由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在国防工业方面的投资，陕西和四川仍保持精良的科学技术设施，培养出高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湖北和湖南也不乏竞争力。

近年来举世瞩目还有辽宁省的大连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其2004年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的简短历史》一书中，盛赞其有意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的勃勃雄心，在中国的软件和外包发展中脱颖而出：“大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个中国城市，这里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化带、众多的科研院校和广阔的软件园区，毫不逊色于硅谷。”

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首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召开，这是该著名论坛首次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之外举行。

同年，将在两年后撤离上海的英特尔在大连破土动工，开始兴建一座生产300毫米（12英寸）芯片的工厂。这座代号为Fab 68的英特尔工厂，不仅是该公司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芯片厂，而且是该公司20多年来首次在新址建立的芯片厂，2010年投产后产能将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当然，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会使该芯片厂推迟投产）。

30年来，中国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城市从改革开放得益巨大，现在，到了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内地分享福祉的时候了。

归根结底，二线省市能否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这些省市不但代表了中国继续得益于全球化的利益的杠杆，更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无疑，中国的二线省市都希望实现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和服务业的转型。但是，相关省市应该避免彼此间以往争夺外商投资时曾经出现的竞争；避免产业趋同；更要避免GDP主义，引入非环境友好型产业。而应该各自寻找具有特色的新的生长点，形成产业集群和优势互补。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中国的二线省市，千万把握住这个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