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俊在“科学院研究生培养学制的一些看法”回答“为什么科学院的学制这么短？”时有下面几段：

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其中包括科学院的老师，所里的老师，还有所里的领导。

大家给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科学院，每个学生在第一年都要集中培养，集中上课，从第二年开始回到所里参加科研工作。由于中国科学院有一百多个所，遍布全国各地，所以从第二年开始，学生一回到所里，就没有办法再千里迢迢的回来上课了。即使能够回来，也太零散，没法管理。

“在中国科学院，每个学生在第一年都要集中培养，集中上课，从第二年开始回到所里参加科研工作。”

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的教学与研究是分开的（尽管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的博导也时常到研究生院客串上课）。你有没有在其他的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一流的或者末流的、大的或者小的培养研究生的院校看见过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中国科学院的特色！

吴宝俊不仅指出了这种培养研究生的方法的弊病，而且他的“无论在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还是名气相对稍差一点的米饭大学（Rice），普渡大学，或者英国的帝国理工，还或者欧洲其他国家，诸如德国，法国，瑞士，等等国家的各知名大学里”的语气，分明隐含着“中国科学院的做法对研究生极不公平”的抱怨和“中国科学院的做法对研究生的培养极不负责”的指责（也许笔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由此，笔者觉得它又与中国科学院究竟如何定位有关系。于是，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尽管有点不识时务，甚至用武夷山的话说“会引起众怒”。

中国科学院是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基础研究起家。1956年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领到了“技术”的新任务，说白了就是从事军事高技术研究，以“两弹一星”的任务推动学科发展。尽管当时有不少从旧科学院来的科学家对此转不过弯来，这在当时是必须的。中国科学院这段辉煌历史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但是，辉煌的过去并不一定证明这么做是合理的。事实上，中国科学界乃至政治领袖对中国科学院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过去有，现在还有。周光召时代的“一院两制”、路甬祥时代的“知识创新工程”和现在开始执行的“创新2020”，都是为了回应这种质疑，都是为了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

近10多年，中国科学院不仅关、停、并、转了一些研究所，更在全国各地新建了不少研究所，不断从科学向技术、应用、转化、院地合作等下游延伸，越来越给人以“大而全”的感觉，从而too big to fail，亦即“大到不能倒”，或者“大到不能不存在”。

其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情况，仅是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要知道，这个Graduate University每年授出的博士学位近5，000个，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但是，中国科学院之所以成为中国科学院，是因为它做“科学”。包括笔者在内，不少中国人一直将科学与技术连在一起。其实，“科学”与“技术”有联系，但是两码事。邹承鲁先生好多年前就指出过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不是中国科学技术院。科学需要国家的投入和支持，技术是企业应该关心的，尤其是在中国目前70%研发经费来自企业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做下游、做应用，无论对研究员还是研究生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中国科学院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刘立在“我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的征文中提出将“中国科学院分类定位分类资助分类考核”。对此，武夷山评论说，“分类考核还不如拆分，但这样提议会引起众怒。”

既然现有的中国科学院的“大而全”的模式有问题（笔者相信，问题绝不仅限于研究生培养！），那么，对“我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的讨论，就应该转向论证中国科学院的定位（或者重新定位）。

如果论证的结果，觉得中国科学院拆分更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这个大局，就应该牺牲中国科学院发展这个小局，而提出拆分中国科学院者或者实施拆分者，不仅不是中国科学院的罪人，而是中国科学的功臣！

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或许将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