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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利用外汇储备过于充裕、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的优势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机会,“走出去”收购国外矿产资源。但是,收购国外中小企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企业“走出去”

随着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取得成功,并逐渐积累国际竞争的经验和优势,不乏出现成为跨国公司的追求。同时,企业的海外扩张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2000年,中国政府要求企业“走出去”,旨在将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从“引进来”为主,调整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促进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其实,早在1986年,中资企业就开始走出家门寻求更好的财务回报。随着香港的回归,大量中资涌入香港的战略性资产领域,出现了走出去的第二次高潮。自2000年开始的并购潮则以国内扩张为特征,背景是许多合资企业合作年限到期,中方接手外方所持权益。

2001年底,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全面出击海外并购,尤其在技术与通信、自然资源等行业甩出大手笔。2004年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PC)业务,可能是至今国人仍然津津乐道的一次成功收购。

迄今为止,走出中国国门的大多为国有企业,或有国企的背景。中国海外并购金额仍然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据统计,自1986年以来,中国企业在非中国企业的投资仅为300亿美元。

当然,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志向,也迎合了跨国公司调整业务、剥离不良资产的需求。比如,IBM出售其PC业务就是为了专注服务。

中国公司海外并购并不一帆风顺

但是,中国公司海外并购面临巨大障碍,这从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对美国优尼科公司(Unocal)收购失败可见一斑。

中海油是中国第三大石油天然气集团,在液化天然气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世界第九大石油公司的优尼科在东南亚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在商言商,中海油属意优尼科旨在营造一个区域性石油天然气网络。

但是,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显然被政治化了。美国从“国家安全”考量,认为这一并购不仅将削弱其在东南亚的利益,而且当前优尼科的收益必定导致未来美国作为国家的损失,从而采用一套冠冕堂皇的程序阻止并购。结果,尽管中海油的出价高出其对手,这宗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海外收购案以中海油撤出竞争而告终。

即使联想成功收购了IBM的PC业务,作为美国高技术象征的IBM,其PC业务让潜在竞争对手­——中国——的一家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企业(尽管这是一家外企)买走,也一度让美国人难以接受,并导致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会的介入。

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户外资源并购,也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类似的障碍。

“走出去”须另辟蹊径

在这种情况下,瞄准海外中小企业、尤其是鼓励中国的私营企业“走出去”并购海外中小企业不失为明智之举。

中小企业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中最活跃、最富有创新精神、创造最多财富和雇佣最多员工的。现在的知名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成,美国的硅谷也是建立在大量的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之上。

然而,中小企业在初创阶段往往资金匮乏,又筹资无路。通常,百分之八十的中小企业会在头两年消失;目前的经济危机,势必加剧这类资金捉襟见肘的企业在找到持久的商业模式之前关门。

同时,经济危机也使投入到风险投资的资金急剧减少,以至于不少风险投资者不得不早期退出所投资的企业,因为他们自己也许看不到这些公司最终上市。

这些都给中国投资海外中小企业、获得其资产尤其是技术和诀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不仅将为中国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寻找出路,同时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新的增长点。

并购海外中小企业,也不会像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那样遇到非商业的麻烦,因为这些企业还不会出现在政客们的视野之中。

风险与机会并存

当然,进行此类并购也有风险。首先,这些的资产、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该如何作价?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缺乏海外并购的操作能力,它们除了自己做足功课外,还必须依靠国外的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进行周密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不仅严审并购对象的财务状况,而且仔细考虑并购的潜在的知识产权纠纷。

第二,任何一家公司最可宝贵的是人才。中国企业能否留住并购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关键人才,将最终决定并购是否成功。

第三,跨国并购还将面临如何融合中国企业的“企业家化”的文化与大多数西方企业强调的“专业化”的文化的挑战。

第四,在整合过程中,收购企业还要学会与工会打交道、处理劳资关系、应对当地的劳动法规和环保标准。

尽管中国并购海外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失败的可能性不可小觑,但是,投资效果超对购买美国债劵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当然,对海外中小企业的并购必须慎之又慎,看准一个,收购一个。绝不能抱着“抄底”的心态一哄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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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聪

曹聪

59篇文章 11年前更新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尼尔•D•莱文国际关系和商业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他199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他关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社会学研究专著——《中国的科学精英》(China’s Scientific Elite) 2004年由英国学术出版社RoutledgeCurzon出版;2009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和斯丹凝(Denis Fred Simon)的新著《人才与中国的技术优势》(China's Emerging Technological Edge: Assessing the Role of High-En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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